文：Clarion Chan (Parks and Trails)
提到香港的郊野公園，許多人會想到攀登獅子山、漫步城門水塘，或是在大潭樹蔭下乘涼。但這些深受喜愛的自然景觀，並非偶然出現，而是源於1970年代一連串大膽的決策——那是一個香港正經歷劇變的年代。
這場轉變的核心人物，是香港歷任任期最長的總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1971–1982）。他為人熟知的政績包括公共房屋計劃、廉政公署（ICAC）的成立，以及著名的「麥理浩徑」。然而，他較為低調但同樣影響深遠的貢獻之一，是於1976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由此誕生了香港首四個郊野公園。
大多數人視郊野公園為休閒及自然保育的綠洲。這固然正確，但故事的背後，其實還有政治、身份與社會穩定的考量。郊野公園的誕生，正是殖民政府在面對社會變遷與不確定前景之下的策略性回應。
那麼，這一切究竟是如何開始的？讓我們回到那個年代，一探究竟。
麥理浩時代之前
香港上世紀的林業發展，正是歷史起伏的縮影。1940年代日佔時期，由於中國柴薪供應中斷，本地樹木被大量砍伐，用作燃料與建材。戰後，重新造林遂成為當務之急。1950年代，葛量洪總督推行林業政策，以控制水土流失並改善水源供應。有趣的是，該政策亦嘗試鼓勵私人林業發展以牟利，但成效有限。直到1960年代中期，新的關注焦點出現——休憩與保育。1965年，漁農處（即漁護署，AFCD的前身）的一份報告指出，香港人口稠密，急需開放空間供公眾休憩。隨後，1967年戴麟趾總督（David Trench）成立「臨時鄉郊使用與保育委員會」（Provisional Council for th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Countryside），研究設立郊野公園的可行性與政策方向。該委員會共有十九名成員，代表不同界別的利益。三年之後，他又增設兩個顧問委員會，分別就港島及新界的康樂發展與自然保育提供建議，並擬定五年發展計劃及預算。由此可見，建立郊野公園體系的初步構想，其實早於1960年代便已萌芽。
雖然提出設立郊野公園的並非麥理浩本人，但正是他這位熱愛登山、重視自然保育的領袖，推動了實質籌備工作。自1971年上任以來，他親自支持這項計劃。經過五年籌備，條例終於於1976年頒布，首四個郊野公園——城門、獅子山、香港仔及大潭——正式成立，並遵循國際保育原則而規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除了個人熱誠之外，為何偏偏是麥理浩能夠將此構想落實？
1960至70年代的香港：一個變動中的社會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1960年代的香港正面臨壓力。大量中國內地移民湧入，並選擇長期定居，令社會結構迅速轉變。房屋短缺、貧窮與社會矛盾日益嚴重，促使港英政府於1964年首次全面檢討社會服務政策，更發表了《香港醫療服務發展白皮書》（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in Hong Kong），以及《寮屋區管制、安置與低廉房屋政策檢討報告》（Review of Policies for Squatter Control, Resettlement and Government Low-Cost Housing）。
三年之後，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爆發六七暴動。雖然暴動於數月內平息，但部分本地親共學生——俗稱「國粹派」——仍繼續宣揚民族理想，並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政府亦就此成立調查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康樂活動，以防止再度出現社會動亂，因為當時香港人口中超過一半年齡低於24歲。然而，這項「娛樂化」政策並非單純為了分散年輕人對政治的關注，更是為了藉由塑造獨特的「香港式生活方式」，將左派勢力孤立，並強化香港人的地方身份。這一點，可從殖民政府於報章上刊登的一系列專題文章中看出。文章強調香港人與中國內地人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異，甚至稱「滋事分子」鼓吹青年放棄「美式生活方式」——那些讓我們的生活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
可見，殖民政府在1967年暴動後深切體認到，他們必須更深入介入本地民生。這亦標誌著1970年代的管治方針，從過往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轉向積極干預與社會改革。
綠地建設作為政治策略
郊野公園的誕生，亦具有明顯的政治層面。
首先，為了對抗中國政治影響力的上升並穩固殖民統治，麥理浩試圖透過建立「公民自豪感」（civic pride）來凝聚香港社會。1971年底，他在《總督指定職務指引》（Guidelines for the Governor Designate）中指出：「我們必須在香港擬定能夠延續信心的政策。（we must work out policies in Hong Kong consciously designed to prolong confidence）」翌年，他在任期檢討中更強調：「我們不能期望人民擁有國家忠誠，但市民自豪感或許可作替代。（we cannot aim at national loyalty, but civic pride might be a useful substitute）」他認為，這種自豪感應透過集體努力與新政策培養，使社會各階層都能認同香港是「屬於自己、值得居住」的地方。
雖然麥理浩未曾明言郊野公園是培養公民自豪感的工具，但可以合理推測，他希望藉建立良好的自然環境與休憩空間，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與歸屬感。學者K. M. Kwong指出，麥理浩的具體目標，是透過「維持高於中國的生活水平」及「培養有責任感的公民」，以鞏固市民對政府的認同。郊野公園的建設正符合這一目的——改善生活品質，並進一步強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距離。
此外，英國當局亦希望分散港人對殖民統治終將結束的憂慮。1967年暴動後，英國政府在《香港長期研究報告》（Hong Kong: Long Term Study）中坦言，1997年後繼續統治香港「實屬不可行」。他們預期中國不會同意續約，但依然有一絲寄望於毛澤東之後的政治轉變。因此，報告建議必須維持殖民地的發展與穩定，以作未來談判的籌碼。《香港規劃文件》（Hong Kong Planning Paper，1976）亦重申，政府須加速長遠的社會改革，以重建公眾信心。郊野公園制度正是這項改革的一部分——其影響深遠，不僅在於自然保育，也在於政治穩定與身份建構。
永續的遺產
總結而言，1970年代香港郊野公園的建立，遠不止是種樹與修徑。除了麥理浩的登山愛好與保育情懷外，它更是回應社會矛盾、安撫青年、培養歸屬感、並延續殖民統治信心的政治與社會工程。
半世紀後，這些決策仍深刻影響著我們。郊野公園成為香港最珍貴的資產之一——每年數百萬人於此遠足、野餐、休憩。它們是繁華都市中的綠洲，亦是香港人身份與自豪感的重要象徵。
從這個意義上說，郊野公園的故事，正是香港自身的縮影——在變動的世界中展現韌性、適應力與對歸屬的追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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