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Clarion Chan (Parks and Trails)
攝： Teddy Law (Parks and Trails)
 

郊野公園一直是香港市民的珍寶。自從《郊野公園條例》在 1976 年通過以來，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湧向這些綠色空間。週末時，巴士載著一車又一車的人——家庭、行山客、自然愛好者——都渴望逃離城市的喧囂，享受片刻的寧靜。

然而，享受大自然的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承擔代價。人類活動的增加，往往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破壞。因此，環境治理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也需要整個公民社會的參與。從事環保方面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保護自然空間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當發展項目威脅到保育時。

回顧八、九十年代，當發展公司提議將沙螺洞——一個棲息著多種珍稀物種的淡水濕地——改建為高爾夫球場時，這些環保團體展現出強烈的決心與熱誠，堅決捍衛本地生物多樣性。儘管他們成功暫停了該項目，但卻未能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來支持環保事業。本文將以沙螺洞事件為例，探討環保團體的成果與不足之處。

香港環保團體的簡史

早在麥理浩總督推動郊野公園政策之前，香港的第一個環保團體——長春社（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CA）於 1968 年成立，由一群受西方環保意識啟發的專業人士創立。在早期，長春社相當大膽，積極參與草根運動，例如南丫島反煉油廠行動、以及反對啟德機場夜間航班的行動。 不過到了 1970 年代中期，長春社的方向出現轉變，開始與政府緊密合作。他們更於 1974 年接受政府邀請，加入以商界人士為主的「防止環境污染諮詢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980年代，其他較有名的環保團體陸續出現。這是因為當時是香港政治發展的重要轉捩點——殖民政府為了應對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後港人可能外移的憂慮，加速了民主化的步伐，以穩定社會及經濟。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一些主要環保組織陸續成立：

•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1981）：由外籍商人與自然保育人士創立，主打野生生態保育，風格低調。
• 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1983）：由外籍人士成立，早期相當激進，曾參與八十年代的反對大亞灣核電廠運動。
• 綠色力量（Green Power, GP）（1988）：由一群年輕中產專業人士組成，背景多元。

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地球之友與綠色力量都逐漸變得溫和，這與長春社早期由對抗轉向合作的軌跡頗為相似。地球之友開始則專注於非對抗性的活動，如環保展覽、回收運動等；而綠色力量則以「從改變生活方式保護環境」為理念，減少對體制的尖銳批評。

1992 年的沙螺洞爭議

儘管部分環保團體在 1990 年代轉向合作取態，但他們在反對沙螺洞開發計劃時，仍採取了對抗性策略，於 1992 年聯合提出司法覆核，挑戰有關的發展建議。

這場爭議的源頭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末。1979 年，「沙螺洞發展有限公司」從當地村民手中收購了部分私人土地，並承諾會免費為村民興建丁屋。在樓價高昂的香港，這樣的承諾自然獲得村民強烈支持。三年之後，該公司宣布計劃在沙螺洞興建低密度住宅、丁屋以及一個高爾夫球場。這個計劃不僅涉及已購得的農地，還佔用了八仙嶺郊野公園內約 43 公頃的土地。 到了 1990 年，郊野公園委員會（Country Parks Board）向郊野公園管理局（Country Park Authority, CPA）建議批准地政總署核准這個發展方案，理由是該項目能改善該區的康樂設施。

消息傳出後，包括長春社、地球之友、綠色離島協會、綠色力量、世界自然基金會以及南丫島保育學會在內的六個環保團體，對此計劃表示強烈反對。

他們採取了多種行動，包括：

1. 1. 發起請願與簽名運動；
   2. 向民選及委任議員提交意見書；
   3. 組織沙螺洞實地考察團；
   4. 並在八仙嶺郊野公園入口舉行集會。

然而，這些努力最終未能阻止計劃的推進。

在多番交涉無果後，這些環保團體最終於 1992 年入稟高等法院，對郊野公園管理局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最終裁定，管理局批准開發的行為「越權」（ultra vires），因此該項目被迫暫時擱置。

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場重大的勝利——環保團體成功以法律手段阻止了一個破壞性開發計劃。

但問題是：這真的是成功嗎？

成功與侷限：為何環保團體無法建立大眾環保運動？

確實，這次司法行動帶來了部分勝利，雖然發展計劃並未被完全取消，但項目至少被暫緩。然而，環保團體並沒有因此獲得持久的民眾支持，也未能建立一個廣泛而持續的社會動員。這樣的局限，反映出當環保行動過於依賴法律與行政程序時，其影響力往往無法延伸至社會層面。

沙螺洞事件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在爭議結束後的幾年間，一些感到失望的村民開始自行收回土地——破壞濕地、填乾稻田、甚至摧毀當地脆弱的生態系統。直到 2017 年，政府基於保育政策，以非原址換地方式向沙羅洞發展有限公司取回土地，事件才真正落幕。.

然而，為何他們無法推動更廣泛的運動？

部分原因在於政治背景。根據社會理論家 Lipsky、Eisinger 和 Tilly 的說法，社會運動的時機與最終命運，深受政治制度結構變化以及既有「政治體系成員」政策取向與聯盟轉變所帶來的機會影響。換言之，政治環境決定了一場大眾動員是否可能發生。

回溯至八、九十年代，隨著政府日益穩定與民主化，大眾運動產生的政治機會逐漸減少。自八十年代起，殖民地政府逐步將環保團體納入其諮詢架構之中。到 1993 年，這種安排更被正式制度化——環保人士受邀加入諮詢委員會，不僅以個人身份，也代表主要的環保團體。透過與政府協商，非政府組織學會如何在保持友好合作關係的同時，對政府施加外部壓力。為了維持這種關係，他們往往避免採取政府不樂見的對抗性行動。

此外，當時香港相對穩定的法律制度亦鼓勵環保人士採取法律途徑處理環境問題，如沙螺洞事件所示。這亦與大多數環保非政府組織的領袖出身於中產專業階層有關，他們缺乏群眾動員的經驗。

資源，而非熱情，才是關鍵

然而，這些具代表性的非政府組織並非與草根社群全無聯繫。例如，綠色大嶼山協會及南丫島協會這兩個草根團體，也曾參與對沙螺洞項目的司法覆核。那麼，造成其力量薄弱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問題在於資源的可得性。根據社會理論家Charles Tilly的觀點，除了政治機會外，組織若要推動成功的運動，必須有效動員各類資源，包括物質資源（資金、組織、人力、技術及傳播手段）與非物質資源（正當性、忠誠度、社會關係、網絡等）。

香港的環保團體在這兩方面皆有所欠缺。首先，他們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據學者趙永佳指出，多數環保組織僅有少量全職人員，大部分活動需依賴志願者，而志願者的參與往往間歇性。此外，由於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與自由化，許多環保人士將重心轉向參與政治活動。例如，在反大亞灣運動結束後，多數運動領袖與成員轉戰政治舞台——參加 1988 年的區域性立法局選舉。這顯示出政治機會如何影響資源分配，從而減少更大規模動員的可能性。

另一項物質上的困難在於資金來源。環保非政府組織依賴捐助者的資金，因此必須維持良好的關係以確保財政穩定。這可能引發問題：首先，政府往往是最大的贊助者之一；其次，一些環保團體的領袖亦接受企業贊助。以南生圍重建計劃為例，發展商積極爭取環保團體的支持，甚至有部分著名成員協助為其撰寫建議書。這不僅造成利益衝突，也引發公眾信任危機，使人質疑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正當性。由於正當性屬於非物質資源，其喪失進一步削弱了動員公眾的能力。

除了組織層面的困難外，媒體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度亦十分有限。一項研究顯示，1980 至 1991 年間，《明報》所報導的 1,719 宗社會衝突事件中，僅有 6.2% 與環境有關。而在 106 宗環境議題報導中，多數屬於社區／地區性問題（75.5%），其次為全港性議題（13.2%）及特定利益團體的訴求（11.3%）。缺乏媒體曝光，公眾難以對環境議題產生關注，更遑論行動。

結論

沙螺洞事件不僅是環境保育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香港環保非政府組織所面對的結構性挑戰。儘管這些組織展現出堅定的信念並在法律層面上取得重要勝利，但他們未能動員更廣泛的公眾支持，揭示了專業化與制度化環保運動的局限。

由於缺乏足夠的資源、草根網絡及媒體能見度，非政府組織難以跨越專家倡議與大眾參與之間的鴻溝。同時，他們與政府之間日益緊密的合作——表面上似乎是一種進步——卻常常以犧牲其獨立性與批判性為代價。

若要面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挑戰，必須建立一種新的運動模式——重新以公眾參與為中心，重建信任，並重新想像倡議，不僅是法律層面的抗爭，更是一場真正的大眾運動。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我們的自然遺產——如沙螺洞——不再僅由少數人守護，而是由全民共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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